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刚刚毕业的几个大学生，被分配到潍坊郊区的一所市直学校工作。到火车站来接我们的军用大卡车渐渐驶离了市区，经过十几里路的原野，来到了潍坊南部的一个小镇上。
学校坐落在镇外的虞河岸边，教室、办公室、宿舍都是五六十年代的老房子。适逢暑假，校园里一个人都没有，操场变成了真正的草场。看到长满荒草的校园，心里一下凉了半截。同班不少同学分到了省会大城市，进了省直机关或高等学府，我却来到了最基层的乡镇，一下从志在挐云的天之骄子，跌落到满目荒凉的农村中学，心里难免有些失落感。
学校因地处偏远，留不住人才，分来的大学生很快就调走了。全校只有我们刚来的四个本科毕业的青年教师，多数教师是中师毕业，还有不少是民办教师转正的。我担任高中级部长兼班主任，业余一直在自学外语，希望通过考研离开这个地方。校党委书记李瑞锋是个热心人，为了留住我们，就使用美人计，主动为我们当起了红娘。
有一天晚上，在操场上散步，正好碰见李书记。他神秘兮兮地问我：“小孙，有对象了吗？”
我不好意思地说：“还没有，现在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这么偏僻的地方，哪有女孩愿意来这里。”
在那个年代，虽然大学生少比较吃香，但教师收入低，社会地位还不如企业职工，有不少同事托关系调到了附近工厂。学校不少青年教师找不到对象，有几个二十七八的大龄青年还在打光棍，有的只好找农村户口的临时工。
李书记介绍说：“今年刚分来几个女大学生，你有没有看好的。”
我说：“有是有，不知人家能不能看中咱。听说刚来的女教师多数有对象了，有的男朋友还故意来学校宣示主权。”
李书记急切地问：“你看好哪一个？”
我这个人性格内向，天性不善表达，犹豫了半天才说出口：“我看孙老师就不错，不知道人家有对象没有？”
李书记拍了一下我肩膀，鼓励说：“好眼光！那就赶紧追啊！还犹豫什么？”
我有点为难地说：“人家刚来，还不熟悉，哪好意思！”
李书记笑着说：“僧多粥少，捷足才能先登嘛。如果你有意的话，我给你问问。”
过了几天，李书记到单身宿舍来找我，高兴地说：“告诉你个喜讯，孙老师还待字闺中，我看她对你印象也很好。我就帮到这里了，后边就看你的了。”
当时，我教高三毕业班，孙老师教高一、高二两个年级的政治课，不在一个级部，平时很少在一起。有时路上遇见，匆匆打个招呼，都不好意思主动说话。我回头偷看了一眼，正赶上她也回过头来看，两人都不好意思地红了脸。
听说孙老师爱唱歌，有一次，我代表学校团委参加团市委和学联组织的大学生五四联谊会，还看到过孙老师演唱根据铁凝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改编的电影《红衣少女》主题歌，嗓音优美，印象很深。那时，她还是个风华正茂的女大学生，穿着一身红色的连衣裙，姣好可爱，没想到也分到这里来了。她一来报到，我就认出她来了，感到特别亲切。千里有缘来相会，也许这就是一种缘分吧。
有一次，到食堂去打热水，正好孙老师也来打水，锅炉房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就找了个理由接近她，请她来教我们班唱歌。她有点害羞地说：“我又不是音乐老师，怎么能教你们班唱歌？”
我说：“我听过你的歌，你唱得很好！”
她有点好奇地问：“你什么时候听过我唱歌？”
我说：“在今年五四青年节那天的大学生联谊会上，你是不是唱过《红衣少女》主题歌？”
她兴奋地问：“是啊！那次你也去了吗？”
我说：“说起来也是缘分，那个活动是团市委组织的，我是团委宣传委员，书记就让我去了。”
于是，孙老师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大大方方地来教我们班的学生唱歌。当时，女歌星苏红的《我多想唱》正流行，孙老师就教同学们唱了这首歌和《三月三》。她不但教唱歌词，还教曲子，双手自然地打着节拍挥舞着。毕业班的学生年龄和我们差不多，请来年轻美女老师来教唱流行歌曲，同学们都很兴奋，气氛特别活跃。
为了表达谢意，我就送了一个塑料皮笔记本给孙老师，里面偷偷夹了首小诗：我已成疯狂的海洋，你却像冰冷的月光。你明明的在我心中，又高高地挂在天上。借此投石问路，委婉表达追求之意。
孙老师家在市区附近，每逢周末就回家。周末到了，我看到她挎着个包走出校门，就骑着崭新的凤凰自行车追了过来，在她身后按了几下车铃。孙老师听到“叮铃铃”的响声，回头一看，惊喜地问：“是你啊！上哪？”
我若无其事地说：“正好路过，你上哪？我送送你吧！”
她有点害羞地说：“让学生看到，多不好意思啊！”一边说着，一边半推半就地跳上了自行车后座。
俗话说，顺风下坡带美女，这是骑车的三大乐事。带着心仪已久的孙老师，沿着河边的乡间小路飞驰，比开着法拉利还拉风。突然，有一道小沟颠了一下，孙老师紧张的一下抱住了我的腰，我似乎感觉到了她的心跳。从那以后，我们就开始了热线联系。
因爱好文学，我宿舍里的文学书比较多，有不少中外名著，孙老师开始有意无意地到我宿舍借书看。就这样，我俩从相识、相知、相恋到相爱，终于走到了一起。在月光下的校园里，在杨柳依依的小河边，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正赶上学校盖宿舍，没结婚的不能分新房，李书记催着我们抓紧登记，别错过多年不遇的良机。直到领结婚证时，同事们才发现我俩的秘密。
结婚时，买不起现代化家电，就买了张写字台，一个书橱，一对沙发，唯一的家用电器是25W的电灯泡。学校领导为了表示祝贺，还将教师节发的两张单人床，给我们改成了一张双人床。
这种装备，在改革开放初期，显然是落后了一个时代。可我们并没感到自卑，因为我们书橱上摆满了中外名著，在这个小镇上，也算是屈指可数的精神富翁了。唯一的遗憾是没给妻买过像样的衣服，以至于后来疲于家庭基本建设，多年来未列入议事日程。
后来生活宽松些了，除了买书，是该给妻子包装包装了。近年流行皮大衣，那貂皮银狐，风流潇洒，富贵高雅。我力荐妻也买一件，妻非要我陪同把眼不可。
星期天，商场内人山人海，大姑娘、小伙子摩肩接踵。金利来、皮尔·卡丹、耶莉娅，名牌荟萃，争奇斗艳。妻在皮衣柜前流连忘返。转来转去，偌大一个商场，竟然很难买到一件合适的皮衣。其实不是衣服不合适，如花似玉的妻，天生一个衣服架子，哪件衣服披上不像个时装模特？只是我没有合适的钱，妻舍不得买，两三千块钱一件衣服，对一月几十块钱的工薪族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转悠了半天，只好望衣兴叹。
走出商场，我建议再到对面书店逛逛。这两年，白浪河两岸，酒楼商厦鳞次栉比，给这美丽的风筝城增添了几笔大都市的风采。唯独老字号的东风书店，不但没阔，反而害羞似的从繁华的东风大街转移到了河边僻静的地下室。
进了书店，人显然比商店里少得多，清静得很，爱书成癖的我就像鱼儿进了大海，可以尽情地浏览。在书迷的眼里，书店就像一个珠宝库，哪本书都有它的可读之处。酒鬼见了酒，没有辞壶的客套。不一会儿，胸前就抱满了厚厚的一摞。
我是村里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父母虽没读过多少书，但听老人们说家谱上记载，凌河孙自明清以来就是书香人家，出了7个进士，62位举人、秀才。刘墉曾祖父刘必显娶了凌河监生孙如心之女，生了4个儿子，两个进士，两个举人，孙子刘统勋和重孙刘墉官拜大学士。刘墉还为姥娘门上题写了书香匾，一直相传至今，我的书房也因此号称书香阁。从小养成了爱看书的习惯，见了好书就想买。
这几年，书价从平装流行到精装，翻了不少番。目前的收入还不允许我见书就买，一度略有节余的家庭财政又出现了赤字。只好忍痛割爱，把选好的书重新放到柜台上，再细细地筛选，好中选优，优中选廉，挑来选去，选去挑来，哪本也舍不得放弃。看看一本本书，就像猫见到老鼠；再看看书价，又像老鼠见了猫。
妻见我爱不释手的样子，就半嗔半就地说：“看中了就买吧。”恭敬不如从命，就这样，一个星期天，衣服没买成，书却满载而归。
结婚多年了，妻的时装没增添多少，我的书橱却越来越“丰满”。不仅有中外名著、二十四史、历代方志、名人传记，还收藏了本象棋孤本《自出洞来无敌手》和部分稀本珍本。《四库全书》实在没地方放，就收藏了个电子版。几次搬家，家具不断更新，但旧书却不舍得淘汰，地下室和阁楼上都放满了书。
不过，我家最珍贵的书，不是那些经典名著，而是妻亲手收藏的那些我们发表的文章和书，这是用钱无法买到的，它是妻多年来省穿俭用供我买书、写书的心爱结晶。我们一起创作发表了长篇历史小说《刘墉传奇》，在《潍坊晚报》上连载三个多月，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反响。还共同创作出版了《国是民生》《共赴国难》《伟人孙中山》《齐鲁烽火》等著作。我因此当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爱人被聘为三级教授，我们家也被省委宣传部、省中国足彩网厅、省妇联、省广电局、大众日报等联合评选为中国足彩网：省十大书香人家。
看到一张张印着我们名字的报纸和一本本印着我们名字的书渐渐多起来，妻脸上的微笑也渐渐多起来，我也真正体会到了读书人的幸福和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