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2月27日电(记者 上官云)热播剧《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日前收官。剧不算长，但内容足够跌宕起伏，讲述了一个有关明代算学天才和人丁丝绢税的故事。
作家马伯庸是该剧编剧，也是原著作者。几年前，他写完了《显微镜下的大明》，其中一共有六个故事，是他从明代一系列民间档案文书里，挖掘出的六件民生往事。目前播出的“丝绢案”便改编自其中第一个故事。
如今回顾写剧本的经历，马伯庸发现做编剧这件事非常难，“从故事到剧本，有很长的路要走。编剧和写小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
偶然得来的灵感
《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原著的灵感来源，其实特别偶然。
在网上冲浪时，马伯庸发现朋友在微博介绍了一个案子，即明万历年间的徽州丝绢税案，案子跌宕起伏，细节妙趣横生，结局发人深省，“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碍于篇幅，朋友中国足彩网：这件案子的介绍未能详尽。他看得不过瘾，又去翻阅原始史料，发现中国足彩网：这起徽州丝绢税案，当时的一位参与者把涉案的几百件官府文书、信札、布告、奏章、笔记等搜集到一起，编篡成一本合集。
合集的名字就叫做《丝绢全书》，细节极其丰富，前因后果交代得非常详尽。但动笔之后他才发现，要把这件案子写明白，简单地翻译一遍《丝绢全书》远远不够。
“几乎每一处细节记录，都会衍生出许多背景问题。徽州府的税收科目怎么分类？为什么这么分类？”马伯庸说，如果想把事情给别人讲清楚，必须知其然，也必须知其所以然。
所以在写作时，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去了解整个明代的经济形态、风土民情乃至公文写作等等，甚至细到了书法的写法，“它给了我一个启发，‘小’和‘大’，并不矛盾。”
马伯庸觉得，所谓历史的“大”，是由无数个“小”来构成的。就像是一台显微镜，通过检验一滴血、一个细胞的变化，来判断整个人体的健康程度。
“算学天才”帅家默
《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剧中，帅家默是一位算学天才，别人叫他“算呆子”。他从县衙税簿中意外发现当地赋税的惊人漏洞，故事即由此展开。
“帅家默这个人物，他并不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古代会出现的人。我们现在会看到很多类似他这样的人，他们的追求特别简单，非常单纯，一个字‘真’。”马伯庸说。
他原本想把帅家默写成一个“算呆子”，却很快发现这样的人物不够丰满。对读者、观众而言，大家能够理解一个只对算学有追求的人，但未必觉得他可亲。
斟酌再三，马伯庸给帅家默加了一点“前史”，包括情感、情绪变化等等，父亲对帅家默的教导、帅家默对父亲的种种记忆，都加深了帅家默对算学的理解。
当这种情感的冲动与他自身的天赋技能相结合，人们看到了帅家默的人生轨迹：他对算学的追求，对查案的执念等等，很多都是源自他的童年、父亲的教导。
从故事到剧本
和别人聊起《显微镜下的大明》时，马伯庸总会习惯性解释几句，“它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部可以归类为纪实文学，或者说非虚构历史散文的作品。”
原因就在于小说中的人物关系、戏剧性等是有保证的，而《显微镜下的大明》更多是在重述历史事件，事件发展与人物构置都有史料支撑，不怎么探讨人物背后的动机与情感。
这也就给它的影视化改编制造了一个难题，马伯庸形容为“近乎从无到有的开发”。原著里有大量的会议记录和辩论过程，繁复的数字和计算公式，将其转成一种可视化、可听可感的作品，还要生动有趣，这很难，需要编剧、导演、演员以及剧组各部门的群策群力。
至于“丝绢案”，他原本不想做编剧，一开始就提出给编剧培训，把自己了解的东西讲给他们听，结果后来发现要讲的太多，“这次比较特殊。我想，这事那么难，不如我先试试看。”
剧本写完后，马伯庸对编剧的尊重和敬畏更深了一层，“我发现这件事情非常难。从故事到剧本，有很长的路要走。编剧和写小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要文字去表达，一种是用视觉去呈现，两者之间的转换很考验功夫。”
“真正的编剧，要考虑的事情也不仅仅只是故事本身。他还要考虑清楚演员的状态、拍摄情况等等。”他觉得，编剧的责任比较重大，自己这次只算是业余客串了一把。
希望写出小人物的喜怒哀乐
就“丝绢案”而言，剧中帅家默、丰宝玉等许多小人物凑在一起，共同勾勒出一幅明代的市井人情图卷。
这几年，马伯庸越来越把兴致放在写这些事务性内容、写小人物之上，“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些问题，可能古代人也有这样的困惑，那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面对、以怎样的哲学观去理解？”
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写作寻找答案，希望能够写出一些小人物的生活状况，喜怒哀乐，并据此来分析、看待一段时代的变迁。
他透露，《显微镜下的大明》中的其余五个案件也会陆续做影视化改编，但自己不会担任编剧，“我开个头，后面几个案件就交给专业编剧了。”
“我对自己现在的状态挺满意，想写的东西特别多，我要回去继续写小说了。”他说。(完)
